福影故事 | 吴彤:从富家千金到第一位女电影厂长(上)
来源:V猎影作者:2020-02-21
:
吴彤(1924—2011),原名吴福同,祖籍无锡。1939年从上海离家出走,参加新四军。解放后历任福建省文化局电影处副处长、艺术处处长,1958年负责筹建福建电影制片厂,是新中国第一位女电影制片厂厂长,在任期间促成第一部内地与香港合拍片《木棉袈裟》摄制成功。
我1924年出生于苏州一户富裕的书香门第。父亲吴卓人曾游学欧洲,在英德等7个国家深造,是世界眼科中心奥地利皇家医院的著名眼科博士。母亲陈洽出身于无锡的名门望族,其家族拥有钱庄、工厂及技术讲习所。母亲的姐妹兄弟大多在英法德等国留学,并参加辛亥革命,拥护民主共和,为孙逸仙的追随者。因而,我的家庭比较开明进步。
陈家在我这一辈全是男孩,惟有母亲生我一个女孩。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,我不但没有受到歧视,反而成了宝贝、掌上明珠。我从小与哥哥、堂哥、表哥们混在一起,上房揭瓦,爬树摘果,下河摸鱼。长大了一点就学游泳、溜冰、骑马,凡是男孩子们会的我都会,养成了我活泼勇敢的性格与强壮的身体。1937年8月13日,淞沪抗战爆发。当日本飞机的第一颗炸弹落到苏州时,母亲就带领全家逃难。1938年初辗转逃到上海法租界。那时苏州中学也迁到上海外滩,我回校读初二。我为参加抗日活动而兴奋。我爱听新四军在韦岗、虹桥打胜仗的消息。我崇拜抗日英雄,尤其是东北的“赵老太太”(赵一曼),决心要成为她那样的女英雄。
新四军做扩军工作的郭风在学校秘密找我们谈话,动员我们参加抗日。当我决定参军时,接到父亲的来信,他准备送我到大后方读书,如果不行,就接我赴欧洲到他身边读书。父亲的信引起我思想波动,读书还是参军?书读好了,国家亡了,读书有什么用?没有国哪来家,没有家哪来我?国家兴亡匹夫有责,我毅然决定参军抗日。1939年7月30日,生性爱玩的我,跑到辣斐德路亚尔培路(今复兴中路陕西南路)的游泳池游了最后一回泳,再跑到溜冰场溜了最后一场冰,然后到衣装店买了一套农妇的衣裳,回学校里悄悄换上,把阔小姐的洋装皮鞋全部丢在教室里的门背后。我一路赶到十六铺,与三男一女的同学汇合。在郭风的带领下混在挤满乡下人的船上,趁天黑离开上海参军去也。一次偶遇,我认识了带有传奇色彩的部队司令员叶飞。江南多雨,小路泥泞令人滑跌。我拿出溜冰的解数,行走自如。战友们无人不跌,个个成了泥猴。一位刚从上海来的姑娘几乎一步一跌,不幸心脏病发作昏倒了。我自告奋勇去找开水。在前面一群军人中,我看准一位衣服最破旧,脚蹬草鞋,胡子拉碴的人是炊事员。我拿着杯子“滑”上前去说:“炊事员同志,我要开水。”“炊事员同志”并没有搭理我,径自向前走。旁边的军人批评我,怎么把司令员当成炊事员?一边把开水倒给我。我这才知道,在新四军中,司令员跟炊事员一个样,并没有什么特别。就是这次奇遇,我认识了叶飞将军,将军也因此认识了我。与此同时,因宝贝女儿失踪而急坏了的我母亲,在上海的报纸上登载了寻人启事。父亲得到消息也急忙在两个月后从欧洲赶回上海,查知我的下落后给我写来了信,说他这次特地为我带来了60件珍贵礼品,其中有蔡斯相机、派克金笔、RCA收音机、英国羊绒套装等,就等我回上海拿。这时的我穿的是空心棉袄外扎一根草绳,脚蹬与司令员一样的草鞋,“勒头暴眼”的,一扫上海小姐派头。但我不要相机金笔,我要抗日救国。
我所在的战地服务团不单纯是文艺工作团,除了演出劳军外,战前要作动员鼓动工作,战时对敌喊话、救护伤员,战后做俘虏工作、发动民众,情况紧急时还要做战斗员。部队根据我的特点,让我做文艺工作。我14岁有过在“学协”歌唱救亡歌曲的经历,15岁到战地服务团给部队教歌,16岁当上战地服务团歌咏队队长。1941年春,新四军到了苏北,日寇对我们的根据地发动了八路大扫荡,在我军的坚决抗击下,敌人损失惨重。在决胜的关头,服务团长(此时叫新四军一师一旅服务团)方林写下了“粉碎敌人八路扫荡”的歌词,已是团指导员的我连夜谱曲,第二天全团唱会,立即分赴部队教唱。我们的干部战士就是唱着这首歌,以高昂的斗志,冲锋陷阵,把敌人“追到泰兴城下,黄桥边上”,胜利地保卫了根据地。战争年代一首好歌所产生的精神力量是无穷的。